老百姓生活水平提高了，对寇准也更加拥戴了，每次到了要交赋税的时候，寇准从来不张贴政府的告示，只是把群众的花名册一贴，大家就按时交税了。
虽说只是办妥了收税这个事儿，但其实收税这工作还真不好做，太宗朝时候老百姓交税还是以实物为主，除了官方专营的茶盐酒和小商小贩可以以货币形式交税，其他的老百姓就是你从事什么就交什么。你是农民那你就交粮食，你是山民那你就交木材，你是猎人那你就交咸肉。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所以说老百姓交税可不是个简单的活儿，不像我们现在直接工资里扣，那时候老百姓交税要在指定的时间把货物运到指定的地点，一个县那么大，货物运起来是很困难的，交一次税相当于再服一次徭役，谁乐意？
也就是寇准，真正的给老百姓办成了不少好事，确实是受到全县群众的拥戴，才能把收税的事儿办妥。
扶贫工作搞得好，群众就拥戴，群众拥戴，工作就开展的更高效，寇准为官的口碑远近闻名。
雍熙元年，寇准被提拔为殿中丞，调往西北前线，负责宋军对李继迁征讨的粮草供应。
李继迁这个人虽然实力不行，但跑得快，一直秉持着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的策略。北宋常年跟辽国互殴，不敢贸然调动主力去长途奔袭围剿李继迁，只有趁有限的机会把李继迁往死里打，寇准到任之后，后勤保障工作做得十分到位，宋军数次打击李继迁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几年的西北军旅生涯给寇准带来了难得的军事经验，历经了一次次宋军将士英勇杀敌的场景后，寇准对于宋军的信任已经深入内心，无论是辽军还是党项兵，只要敢来，我们就送他们上西天。
未识穷边苦，今透信有之。
秋林残照后，关路独行时。
寇准的这种信念将在后来的某个特殊时期，拯救赵宋王朝，拯救天下苍生。
而英雄，却一直在独行。
端拱元年（公元988年），寇准在西北任职期满回到开封，任职三司度支推官。第二年，赵光义下诏命群臣上书平定边疆之策，由于多年的西北军旅生涯，寇准针对西北时局和宋辽军事对峙的局面上书了一篇《安边策》，文章原文已不可考，但据史书记载，赵光义非常欣赏寇准的军事见解，将其提拔为枢密直学士。
任职枢密直学士这就厉害了，政事堂有的翰林学士院由翰林学士任职，枢密院也有自己的枢密直学士，指责与翰林直学士类似，参与枢密院的重大事务。枢密直学士与翰林学士同样，都是宰执的储备干部，进入这个团体，离宰执也就是一步之遥。
正当寇准仕途将要步入快车道时，一个噩耗传来，寇准的母亲去世了。
父母去世，在中国古代是非常严肃的事情，古人崇尚孝道，父母若去世，儿子必须丁忧，所谓丁忧就是辞官归乡里为父母守孝，三年为期。
在走向政治核心的大好当口突然消失三年，再回来物是人非，可能就没有机会更进一步了，可万事孝为先，寇准无奈的收拾行装，准备回乡丁忧。
而这时赵光义一道圣旨下令，寇准不得回乡丁忧，直接夺情留京。
虽然父母去世儿子必须丁忧，但凡是有个例外，如果皇帝认为你特别重要走不开，必须要为国效力不能回去给父母守孝，皇帝要下圣旨让官员夺情，所谓夺情就是剥夺了儿子为父母守孝的亲情。
看似很残忍，其实是针对丁忧制度的一种巧妙化解，皇帝看不顺眼的，该丁忧就丁忧，丁忧完了直接安排个虚职养老；皇帝特别喜欢特别需要的，就直接夺情，保住官员的政治生涯。
赵光义对寇准是非常爱护的，而寇准也没让赵光义失望。
端拱二年，寇准做了枢密直学士没多久，强悍的战斗力便开始显露出来，枢密直学士虽然是西府重要的官员也是重要的政治角色，但毕竟还不是宰执成员，可寇准倒好，每次廷议直言进谏，戏份比宰执们还多。
赵光义一开始还能虚心接受，后来实在是受不了寇准喋喋不休的进谏，终于在一次廷议中拂袖而去。寇准接下来做了一件惊呆了满朝文武的动作，他快步上前，拉住了赵光义的龙袍，不让皇帝走。
这种事情如果换个脾气不好的皇帝，可以当场按照大逆不道论处直接下狱，可赵光义既理智也爱才，同时还要维护自己“好皇帝”的名声，终于还是回到龙椅上听完寇准进言。之后并未追究寇准犯上的行为，而是向身边人称赞寇准勇于进谏，把寇准比作唐朝的魏征。
称赞寇准勇于进谏，就是夸自己乐于纳谏；把寇准比作魏征，就是把自己比作唐太宗李世民。领导这一出真是高明，借着寇准顺便把自己的历史高度提高了一大截。
如果说给皇上进谏只是小试身手的话，接下来寇准就要开始动真格的了，中书曾经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寇准第一个收拾的，是参知政事王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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