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蒙古第一次伐宋期间，四川全境陷落，孟珙提兵到夔州一番血战才勉强挡住了蒙军南下的攻势。但南宋只有一个孟珙，不能又让他守江淮又让他守京湖还让他守四川。史嵩之升任次相后任命孟珙为京湖制置使，抗蒙作战有功的杜杲为淮西制置使，自己心腹李曾伯为淮东制置使，余玠四川制置使。
史嵩之任相期间，一直有谏官攻击他大权独揽任人唯亲，但纵观四大战区一把手，孟珙和李曾伯确实是史嵩之的绝对亲信，可杜杲却是凭战功实打实升上来的，而且杜杲是坚定的主战派，在蒙古使者南下议和时坚决反对，让有心议和的史嵩之恨得牙痒痒却又无可奈何。
除了以上三人外，朝廷新任的四川制置使余玠也并非史嵩之的人，细数起来应该还属于史嵩之的政敌，因为余玠是赵葵的人。
后来守蜀有功的余玠在年轻的时候可不是个省油的灯，脾气暴躁好惹是生非，曾经在临安太学读书，业余时间到茶馆喝茶却与卖茶老人发生口角，三两句话不投机居然直接动手打人，把老人殴打致死。
杀人就要偿命，余玠一看犯下人命案了只好立即跑路，书也不读了，逃到了江淮前线从军。当时宋蒙开战，南宋正值用人之际，对参军之人也没什么严格的审核，于是余玠顺利成为一名淮东守军。
端平入洛失败后，没背景的全子才降职去了京湖守唐州，有背景的赵葵很快官复原职继续担任淮东制置使。余玠在淮东投军后因缘际会之下与赵葵打过一次交道，当时余玠在军中侃侃而谈，赵葵看他口才不错便召入府中做事做了一名主簿。
蒙古南侵时，杜杲在安丰苦战拒敌，余玠奉命率军救援安丰，与杜杲里应外合之下击败蒙军，升任招信军知军。接着又在滁州、濠州一带多次与蒙军作战，挫败了当时蒙军的多次进攻。淳佑元年十月，余玠率军再次在安丰与蒙将察罕部作战，宋军水陆并进大破蒙军，余玠凭军功升任淮东制置副使。
说赵葵指挥有方也行，说余玠作战勇猛也行，反正人家在两淮打出了战绩，此时蒙古暂缓攻势，孟珙、杜杲镇守一方走不开，赵葵升任副枢相进入宰执，派有威望有能力的余玠收复四川就是最合适的人选。
淳佑三年八月余玠来到四川，面对的是一片残破到不能再残破的土地。
拜蒙古人所赐，自从端平三年第一次攻陷四川后，侵略者将整个四川劫掠一空，从州郡府库到民间所藏几乎一无所剩。四川盆地气候炎热，北方的蒙古人又不习惯当地气候，故而连续几次入侵四川，都是抢完之后便北上回到黄土高原休整。
余玠进入四川后，主要干了两件事儿，一个是筑城，一个是经济改革。
为了充分利用四川战略纵深，防止指挥部上来就被蒙古人端掉，余玠奏请朝廷将四川制置使驻所设置在了重庆，并于入蜀当年扩建了重庆城。接着又陆陆续续在泸州修筑了神臂城、在广安修筑了大良城、在蓬州修筑了运山城、在成都修筑了筑云城。
其中最着名的一座城位于合州（今重庆市合川区），取名钓鱼城，十年后，这座钓鱼城外将天崩地裂。
筑城是要花钱的，虽然窝阔台死后蒙古人停止了大规模南侵，但南宋四大战区饱经战火，尤其是四川已经被打残，想要有足够的钱粮用于工事建设依然是困难重重，余玠意识到了四川财政的窘迫，于是进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改革的首个对象就是四川交子。
交子就是纸币，实际上早在北宋年间朝廷就小范围的发行过交子，但由于管理不善后来造成通货膨胀严重渐渐废弃。没想到金国末年，这套被北宋玩儿剩下的把戏又被金国君臣学了去，在国内开始发行交钞，同样也是引起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金国已经无力通过国内生产平衡货币实物之间的关系，交钞购买力下降就加大印钞力度，最终导致政府信用破产，交钞彻底沦为废纸。
南宋虽然吸取了北宋的教训，但到了宁宗朝开禧北伐前夕，朝廷要对金作战需要钱粮，当时四川是南宋的钱粮基地，于是朝廷便大规模从四川转运钱粮沿江而下到京湖两淮。但问题是四川的钱粮转运出来了，民生又保不住了，为了稳住四川社会经济和百姓生活，朝廷在四川一地推行交子，用以弥补银绢等实体货币的不足。
发行纸币不是不可以，但一定要控制好规模，防止纸币与实体货币间兑换失衡。现代经济学中各国央行发行的货币都是有相对应的准备金作为压舱石，可古代封建社会不会管什么准备金不准备金的，交子印好咱就用，不够咱再接着印，反正朝廷说了让四川印交子使用。
为了防止交子挤兑引起社会动荡，朝廷对四川交子的使用做出了一定的约束：交子发行三年期内等价于等额银绢铜钱，三年过后，可到地方政府指定的机构无条件兑换银绢铜钱实体货币。
有时候不得不佩服古人，在经济学不完备的古代硬生生的搞出了一套南宋版的“承兑汇票”，但也正是交子有政府承兑的这一担保作用，四川的交子勉勉强强流通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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