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宝佑二年正月，忽必烈率部北归，留下兀良哈台镇守大理。南征大理回朝后，忽必烈并未回到和林，而是回到了金莲川草原（今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一带。
大汗二弟忽必烈同志在当时的蒙古帝国拥有着特殊的地位：总领漠南汉地。
蒙古帝国实在是太大了，古代封建社会又缺乏先进的通讯技术，根本无力管理如此庞大的疆域，从大理或者莫斯科往首都和林报送一份文件往往要超过一个月，等大汗做出决策黄花菜早就凉了。基于此种现状，蒙古只能采用分封制，把疆域分封出去，在封地之内可以是各王室宗亲自己的汗国，由可汗自己统治，但对外必须统一，蒙古只有一个大汗，所有封地大小官员宗室诸王都是大汗的臣民。
术赤系去了钦察草原建立了金帐汗国，察合台系在中亚建立了察合台汗国，窝阔台系丢了汗位之后蒙哥并未亏待，除了部分政变时处死的王公外，其他的如阔端等人都进行了分封，沿河西走廊到新疆再到哈萨克草原都是窝阔台系王公的势力范围。
旁系王公都有分封，自己亲弟弟也不能少，二弟忽必烈分封到漠南汉地，三弟旭烈兀暂时代理波斯地区所有军政事务，幼弟阿里不哥跟随自己待在和林。
一切看起来井井有条，但时间一长蒙哥发现，管漠南的老弟忽必烈路子有点儿走歪了。
京剧《沙家浜》里面有一处《智斗》的桥段，说是新四军联络员阿庆嫂在面对国民党不同派系时反复斟酌，对蒋介石派尚可合作，对汪精卫派必须保持隐蔽，最终阿庆嫂成功将反动派全部忽悠，掩护了战友。
智斗能胜利，主要是阿庆嫂摸清楚了反动派们到底是姓蒋还是姓汪，而忽必烈灭大理北归之后，蒙哥却突然发现，已经看不懂这位弟弟到底是姓汪还是姓蒋了。
忽必烈在漠南总领汉地事务，类似于之前木华黎的职务，但由于中原地区远离漠北，长居和林毕竟不便，于是就选在铁木真曾经常去避暑的金莲川草原作为其驻地。
金莲川草原位于桓州以东，有山有水草场肥沃，是漠南一处绝佳的牧场，境内有平坦道路经宣德（今河北张家口市宣化区）直达居庸关进入中原汉地，既满足了忽必烈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又方便了他处理中原政务，可谓一举两得。
当时蒙古已经占据金国故地和四川一部分领土，在其统治区域内存在着大量中原儒学官员，为了稳定统治封地，忽必烈也在身边聚集了一批饱学之士，为其处理中原事务出谋划策。由于地处金莲川草原，这群人被称为“金莲川幕府”。
常年与汉人混迹在一起的忽必烈，思维开始有些“汉化”了。蒙哥虽然封了忽必烈总领漠南汉地事务，但蒙古在中原汉地其实还是有一套行政班子的，就位于金国原中都，三省六部枢密院一应俱全，这套班子日常事务向忽必烈汇报，重大事务既向忽必烈汇报也向蒙哥汇报。忽必烈由于长期受身边谋士影响，采取了一系列“薄赋税、轻徭役、劝农桑”的政策，而当时中都官员很多都是蒙古贵族担任，根本不懂中原文化，对忽必烈的那套方式也有诸多抵触，渐渐地，忽必烈与蒙古贵族之间产生了矛盾。
随着矛盾的日益加深，忽必烈也意识到处境的危险，于是在身边谋士姚枢建议下交还了漠南的政务，只留下军权，不再过问政事，减少与蒙古贵族之间的矛盾。
忽必烈交还政务后不久，蒙哥分封诸王，将关中地区封给了忽必烈，接着又任命忽必烈管理河南，于是陕西河南这两块金末故地又成了忽必烈的新地盘。
此次受封后不久，忽必烈南征大理，临行前派姚枢前往关中担任劝农使，恢复关中生产，另一位谋士许衡同往关中担任京兆提学，恢复当地教育。
姚枢和许衡不是单枪匹马去的关中，而是带着整个团队去的，忽必烈南征大理结束后得到消息，经过两年治理，陕西河南之地民生恢复很快，百姓生活逐渐安定下来。
有军功又有政绩，忽必烈再次遭到来自和林的压力，贵族们又开始对忽必烈指指点点，说他身边聚集着一批汉人，在汉地实行汉法，丢掉了蒙古人的传统，忘了初心。
在身边人不停提醒忽必烈有异心的情况下，蒙哥终于坐不住了，南宋宝佑五年三月，蒙哥下令免去忽必烈所有职务，并派和林的宫廷官员阿蓝答儿前往陕西河南之地设立“钩考局”，要查查忽必烈的经济账。
钩考就是审计，根据钩考结果对官员进行问责处罚。钩考之事原本在中国自古以来并不罕见，可蒙古人西征之后，从波斯那里学了一套“忽尔扎”制度，规定钩考结束后，如所钩考官员出现重大贪腐问题，钩考局可直接便宜从事，无需向上奏明便可直接对当事人处以贬官、流放甚至死刑。
阿蓝答儿此行明显是冲着忽必烈而来，短短数月之间疯狂罗织罪名，有的没的全都算上，忽必烈在陕西河南的金莲川幕府谋士很多都被撤职、关押甚至殴打致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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