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六符沉默良久，对徐平道：“相公言事无不可对人言，不知是真是假？”
徐平道：“自然是真。大丈夫行事，就当光明磊落。”
刘六符看着徐平，沉声问道：“既如此，相公可否对某明言，今两国是欲和焉？还是欲战焉？若是欲战，不必留我在此。强留于我，我固然被后人笑，也有损相公之德。”
徐平大笑：“学士如此问，却让我有些难以回答。皆因欲战欲和，非我一人可定，也非本朝可以说了算的。和与战，是南北两朝双方的事，奈何只是问我？”
“相公一国宰相，禀国政，自然心中有数。和与战非贵国一方的事是不错，但你们心里总有个计较。若是欲战，则一切求和之言，俱为虚文而已。”
徐平端起酒杯来，沉吟了一会，最后无奈苦笑：“学士，我说一句冒昧的话，你问出这样的话来，就说明我们于世间的事，于人，于国，看法根本不同。我不是不能答，我是怕我答了之后，学士依然不懂。坦白讲，我或许智未足，才疏学浅，便从来不为虚文。”
刘六符拱手：“相公何不试着说来听听。在下有不明之处，再行请教就是。”
“兵书有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因敌变化才可取胜。若问我欲战欲和，以我徐平个人来言，自当统大军，挥师北上，光复故土，才可慰平生之志！”
刘六符听了，脸上不由变色。没想到徐平还真是不避讳，把自己心里想的说出来。
徐平又道：“只是我为宰相，以君命理国政，我个人怎么想，于国政无关紧要。所以学士问我欲战欲和，于我徐平讲是欲战，于大宋宰相讲是欲和。为何欲和？燕云之地归于契丹百余年，心念中原者又有几人？朝廷治国，当以民心为依归，那里百姓欲和，朝廷自然就欲和。此不必问，学士问于国境，燕民是欲归宋，还是欲在契丹治下即可。燕民之心在南，则必战，大军北上，当者为齑粉！此时燕民未有南归之心，朝廷自然是欲和。”
刘六符听了这番话，不由怔在那里。徐平如此说，不但是给出了议和的理由，而且废掉了誓约万世不易的可能。民心变了，和约也会就此作废，宋军必定北上。
见刘六符神色怪异，徐平道：“两国立约，虽然对天盟誓，然而天心在民心，终究还是归到燕民那里。此话我明白讲出来，学士知道，回去告诉国主，不要自误。”
不只是刘六符，就连一边坐着的宋朝官员神色也非常精彩，心中各有想法。杜衍和明镐等人，深知徐平这是说的实话，不含任何权术，这就是宋朝定下来的国策。而富弼和丁度几个人却不这么看，从徐平与赵祯和朝臣商量的时候，他们就认为这是一种策略，只是徐平这人心机深沉，就连自己人也不吐露心底的话，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定下这样的原则不但是保证了誓约可以随时撕毁，而且占住了大义。契丹要保证誓约有效，就要让治下的燕地之民过得去。而契丹对民示恩，有宋朝先前提的这个条件在，那里的百姓还是会忍不住把这功劳归于宋朝。怎么算，都是百利无一害。
徐平没有任何利弊的考虑，他就真是这样想的，这样做的。大道直行似曲，是没有办法的事，无法计较。人心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如果问起来人人都认为该如何，但实际上真遇到了，却无人如此做。你真地做了，就会被人背后议论，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意图。
徐平曾经在路上捡到过钱包，里面除了卡和证件之外，还有两百多元钱。他把这个钱包交到警察那里，找到了失主，结果失主是醉酒这后不小心丢的，记不清多少钱了。失主小声嘀咕一句，好像钱包里不只这点钱，然后没说什么拿着钱包走了。精彩的在后面，不管是处理此事的警察，还是徐平的同事朋友，都认为失主说的是真的，钱包里面应该有远多于两百的钱。徐平把大多数钱拿走了，失主把那些钱当成酬谢，没有计较。此后一两个月的时间，不断有朋友和同事要徐平请客，有了好处让大家都高兴一下，徐平恶心得不行。
这就是人的复杂性，之所以认为这些事情如此做才正确，如拾金昧，是历史上曾经形成过这种共识，记忆里这样于大家更好。现实变了，这个共识就只剩下了虚假的外壳，每个人的内心都不再当一回事。真遇到了，看看没人就会做出相反的选择。
对一个政权来说，只要立下规矩，比如拾了之后失主不许追究失物多少，因为捡到者可能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便就可以形成秩序了。没有规矩，就乱糟糟的，没人知道该怎么做是对，怎么做是错。但对文明来说，仅仅有规矩是不够的，而是要形成共识，所有人都认同应该怎么做，遇到了自然而然那样做。这是政治高度的不同，对于文明来讲，政治要求要高得多。徐平在努力形成这样一种氛围，只是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既然已经否定了天命，那能够决定政治行为对与错的只有人心。简在帝心，觉得自己的决定比所有的愚民都聪明，只是不仁不智者的借口。政权与人心相呼应，政权不把民心当一回事，民心慢慢就会散失，找也找不到。散了的民心，想重新凝聚绝非易事。民心决定着政权的性质，政权在改变着民心，这是一个相辅相成、互相影响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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