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7年12月12日）
大家都知道了，可是我还是想要简单地介绍一下自己。
波历知道的，我原来的名字是罗莉，职位是教授，现在的名字是洛丽塔。波历说，我的名字很确切，是罗莉加上塔。罗莉是塔的名字，塔是我现在的外观。
你们不笑吗？也真是的，在这里，有什么是值得笑的，有什么是让人能笑得起来的呢？但是我还是希望我们大家都能笑笑，经常地笑笑，尤其在这个地方，或者说在这个地狱里。
其实，我跟波历并不熟，虽然我们在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我们都来自中国，不过不是同一个地方，他来自上海，我来自深圳，中国南面。我们是在奥曼国际会议上认识的。那时候他叫章程，就象我叫罗莉一样。
然后，我们一起坐上了一架飞机，一架从奥曼起飞的牛航的飞机，飞机的目的地是中国的上海，我们的目的地却是这里，这个被称为生命岛的地方。
跟两位小姐的故事相比，我的故事简直就不是故事。我的故事也许是世界上最简单的故事，你们知道建筑学上的极简主义的对吧？我的故事就是故事里的极简主义。几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的那种极简。
说话都十八年了，马上就要满十八年了。
从到这里的第一天起，我就在这里，在这个被我们称为铁桶的桶底的地方，我一直在这里，就没有挪动过。我做的事情是我熟悉的病毒学的研究，我一直研究着各种病毒和它们的组合，我并不知道我研究的目的是什么。
我的生活是相当于中国成语说的那种深居简出。其实应该说是浅居简出才对。我是这里最起眼的人，却也是最不起眼的那位。大家都看惯了我的外观，看惯了以后我就变成透明的人了。一个黑皮肤的占地面积巨大的人，整个透明着。我透明了十八年。也就是说，每天跟人说不上十句话。出了实验室，我就进宿舍，出了宿舍，我就进实验室。就是这么简单。我甚至快要忘记了我的过去，忘记了我的家人，我有家，有丈夫，有两个儿子。十八年前，我最后一次离开深圳的时候，我的儿子都已经大学毕业开始工作了。
可是记得他们又有什么意义呢？我在桶底，他们在桶外面一个遥远的地方。
我的极简还表现在我这里的生育过程上。我跟人很少有接触，跟男人也只有每天加起来不超过十句话的语言接触，跟我说过话的人只有我的实验室里的两个男同事，偶然的有我们的室主任，更偶然的，只有一次，跟我们的所长、区长凯特。我再说一遍，我跟他们只有很少的几句话的语言接触。也就是说，我没有跟这里的男人有过任何肢体接触，更不用说入体的接触了。你们懂的。即使是跟这里的女人，我也只有过一次肢体接触，只是一个同事在踏着石头过溪的时候滑到了溪水里，我看见了，走过去扶了她一下。她对我说了一句谢谢。这是一个女同事。就这么多了。
我说了这么多，或者说铺垫了这么多，其实只有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我只想说一句话：我忽然就怀孕了。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吃坏了什么东西，我到医院去检查，医生说我怀孕了。我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我问他：你是学医的吗？我差点问他，你是赤脚医生吗？波历可能也不知道了，我生活的那个年代，乡下有许多没有学过任何医学而当上医生的人，那时候被称为赤脚医生。
那个医生把报告给我看了。然后说，你躺下。我说，你要干什么？他不耐烦地说：我让你躺下。我有点明白了。他说：你把衣服撩起来，把裤子褪下去。我说：你要干什么？他更不耐烦了，他说：我让你脱你就脱，你不脱就出去。
我躺在那张窄小的床上，他拿一个湿漉漉的东西摸着我的肚子。这是我跟男人唯一的直接接触了。即使这样，这也不是肢体接触，顶多也就是肢体间接接触。这是个男医生。他对我做这些事情脸不带红的。这是因为，一方面他是医生，他已经习惯了这些事情，另一方面，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在所有人的面前都是透明的，即使我在一个男人面前脱下所有的衣服和裤子，那个男人恐怕也不会有什么生理反应。你们怎么不笑啊。其实我是故意这么说的。
他让我看电脑屏幕。我看到了我肚子里的景观。这样的景观，在我生我们家老二的时候我就看到过了。我生老大的时候，那时候中国还很落后，医疗条件还很差，超声波这个东西还没有普及。
我的肚子里的东西，受累，我只能说东西，真的在动。
我怀孕的消息传开后，我发现这里所有的男人都绕着道走，也就是说，尽量离我远，越远越好，好象我不是在怀孕，而是得了自爱病什么的，而且这种自爱病专找男人去传染。有的男人跟我狭路相逢，比如在一条狭窄的过道里迎面遇见了，甚至会掉头往回走。
我实验室里那两个男人，我的同事，那些天，有很多天，甚至不跟我说话。我后来还听说了，他们都跑到凯特区长那里去表白过了。至于表白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可是我猜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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