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望秋挺喜欢金庸的武侠小说，对金庸也比较了解。很多人知道金庸的小说中有很多隐射，有很多政治性的东西。不过很多人不知道金庸早期其实是左翼青年，只是在他创办《明报》，成为资本家之后，才逐渐转变立场的。
金庸在《大公报》工作了十年，而《大公报》本身就是党媒。1951年金庸父亲查枢卿因为“抗粮、窝藏土匪、图谋杀害干部”被枪毙，金庸也没有离开《大公报》，转投亲台媒体。金庸后来回忆，当时他在香江哭了三天三晚，伤心了大半年，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
《大公报》的工作人员不光思想左倾，还有马列主义读书小组，而金庸是读书小组的组长。这个时候金庸的思想偏左翼，作品中也是有阶级意识的，比如《射雕》中写秦老汉秦南琴爷孙：“原来秦老汉本是广东人，因在故乡受土豪欺压，存身不住，携家逃来江西，见这林边有些无主荒地，就与两个儿子开垦起来。”不过到了1970年，金庸重新修订的时候，就把这些关于阶级的东西删掉了。
1959年金庸创办《明报》，成了当初在马克思主义小组批判的资本家，他开始改变立场，开始抹掉阶级性。《明报》要求：“站在中国人的爱国立场，对国共的施政一视同仁地对待，凡是有利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赞扬之，有害于国家和老百姓者，我们反对之。如果国家的利益和老百姓的利益发生矛盾之时，我们以老百姓为重”。
随着时间推移，金庸逐渐从左翼开始走向右翼。1963年，中国搞原子弹，陈老总说了句“我当了裤子也要造核子弹”，金庸立刻撰写的社论《宁要裤子，不要核弹》，而在中国原子弹实验成功后，金庸又发表了《中共爆炸原子弹的评论》，表示“决不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光荣”。至此，金庸彻底与左翼决裂。
在六七暴动的时候，李黄瓜的塑胶花厂爆发劳资纠纷，罢工工人与军警爆发冲突，多名工人被打死打伤。金庸态度鲜明的站在港府一边，接连发表文章反对工潮，彻底激怒了香江佐派。金庸被佐派视为“十大汉奸”之一，被称为“豺狼镛”，当时盛传一张六人的暗杀名单，金庸排在第一位。金庸担心自身安危，带着家人到新加坡避难，将《天龙八部》委托给倪匡续写，这才出现倪匡将阿紫眼睛写瞎的轶事。
六七暴动对香江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对金庸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在金庸早期的小说中具有很强的家国情怀，主人公为了国家民族可以牺牲很多东西，但在金庸后期的小说中基本上看不到这些的东西，转而探讨身份认同的问题。不管是乔峰、还是韦小宝，都在纠结身份问题。
其实这不只是金庸的问题，很多香江人都有这个问题，他们一方面有民族认同感，再加上受英国人欺负，希望有强大的祖国保护他们；但一方面又对内地充满恐惧。这种纠结在《鹿鼎记》中表现得特别明显，韦小宝说：“皇帝逼我去打天地会，天地会逼我去打皇帝。老子脚踏两只船，两面不讨好。一边要砍我脑袋，一边要挖我眼珠子。一个人有几个脑袋，几只眼睛？你来砍，我来挖，老子自己还有得剩么？不干了，老子说甚么也不干了！”
许望秋知道金庸在六七暴动中上了佐派的暗杀名单，知道他肯定不喜欢《冷》这部电影，但他没想到金庸会跳出来，毕竟《冷》是夏梦青鸟公司的作品，而夏梦跟金庸关系很好，《投奔怒海》这个片名都是金庸帮忙取的。
许望秋没想到金庸如此不给面子，竟然会跳出来批《冷》，笑嘻嘻地对夏梦道：“夏梦姐，你朋友金庸骂我呢，这也太不给你面子了吧！”
夏梦本来还担心许望秋生气，毕竟被别人点名痛批，一般人是很难接受的，现在看到许望秋的反应，她就放心了，笑着安慰道：“文人都是这样，喜欢骂骂咧咧，就好像不批判别人，他们就不舒服似的。别理他就是了，我们拍我们自己的。”
许望秋不同意：“我这个人属刺猬的，别人向我挥拳，我一定会把他的手扎出血。金庸跳出来批我，如果我不站出来反击，那别人就会以为我好欺负，以后跳出来骂我的会越来越多。太祖说过，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夏梦听到许望秋这么说，赶忙劝道：“太祖还说过，要把我们的人搞得多多的，把敌人的人搞得少少的。”
许望秋摇头道：“金庸给我们扣上了为六七暴动翻案的帽子，香江社会对六七暴动是什么态度你也知道。如果我们不站出来反驳，香江人都这么认为的话，那我们这部电影恐怕会遭到抵制。我们必须站出来反驳。其实我们站出来跟金庸打嘴仗是很好的宣传，会让更多的人知道这部电影，了解这部电影。”
夏梦觉得许望秋的话有道理，但还是有些犹豫：“金庸在报纸上跟人论战了二十年，笔杆子非常厉害，跟他打嘴仗，你恐怕不是他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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