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的三个月里，我把军统和地下党两边的活动人员组CD很好的重新组合调整了一下。
而且日本宪兵队这里的人数，严重的出现编制中却少大量人员。
既然一个大队本身原来是小城市200多人，中型城市400~600人，武汉这样的大城市为800~1200人，外带支那特务队1200人。
此刻我的军饷名单上是700日军，900汉奸特务，事实上能点名的只是680日军，汉奸700不到。
这是伤病的缘故，而且也有事实上的突然阵亡缺损。
人员没有增加，还在逐渐递减中，而且军需也是这样，所以每个日军军官都知道这个事实，所以都不再增加人数，来加重后勤补给的压力。
一切数据说明，表面强大，实际内部空虚的日本军队已经有着战线过长，四面受敌，补给不足，治安混乱的局面。
在这里宪兵队尤其显得至关重要。
我的职务不断升迁，也是在占领区使得治安能保持相对一种常态的功劳。
可是我不觉得我的任务完成得百密一疏。
虽然军统方面不再过问戴笠被刺杀的消息，但是我知道了一个秘密，而且是尸体上得到的消息，那个人并不会是戴笠，而是执行戴笠任务的一个替身，表面和戴笠看起来完全一样，可是事实上不是。
这意味着我的刺杀很失败，也中了这个老狐狸的反间计。
这时候，我在心里也是十分的警惕，一旦军统戴笠还在暗中的巡查我的东西，会给我以后的行动带来很大的麻烦，至少我和地下党的接触更是得小心为上了。
其实我能理解戴笠此刻的难处，被蒋光头忌惮而找机会除掉，这是他的最终归宿，但是他不想这样简单轻易的死去。
他在暗中寻找翻盘的机会。
我这三个月改变了组织的内部形式，改变了特务们接头的方式和地下组织的隐藏地点，即使戴笠想继续掌控都很困难，
至少我能明显的感觉到异变。
这是由名棋走向内部暗斗的时候。我和戴笠都在内心的较劲，而很多人并不知道戴笠还活着。
果然重庆下来一个特派员带来了宋庆龄的亲笔书信。
光头不表示，但是她给了我三百条黄鱼。
真正实际的一大箱子金条。
并且给了我一张重新建立军统内部行动组织的首期经费五十万元。
内部的指令是：当务之急，肃清内部，重建军统，招兵买马。
看来光头不是不重视我的作用，而且是怕人看出来我日后的作用很大。
这张银票是上海汇丰银行本票，可以立刻到钱的。
购买军需只要有钱，这世界有钱没有买不到的枪械。
而且我秘密的内部，把上海的一批属于的76号的内部经费，挪用了二十万，给地下党购置了当时很缺少的步枪子弹，此刻正好能填补空缺进去。
等后面真的需要枪支时，我的第二次的经费就会到账了。
我松了一口求，好在地下党有了足够打百团大战的弹药。
只是我的风险太大了。万一给川岛芳子这样的特务抓到把柄撕咬，我也是很难有个便利的说法。
虽然我的账户上有宫本纯子婚前给我的十万，这也是打算订购第二批武器弹药的预算。
打仗真的需要钱，不过总是让我一个人这样顶也不是办法吧？
好在组织上很信任我，让同志们经常出现在我身边暗中的保护我，一旦有危险，我想，他们即使牺牲几十条性命都得把我救出去。
拿到我的三十万奖金，我秘密的交给陆羽去办理军火，通过内线递交给天津的地下党，拿到提货单的同志会安排去海边私人码头提取硬货。
我一再的申请回到组织的怀抱，想去延安，但是上面的回答是：没有什么比在敌后艰苦战斗，更能锻炼一个人，你向组织输送的物资就是极好的说明，你在敌占区的作用，显得尤为关键。
至少我被组织当成了银行或者兵工厂，要不就是财神爷，把我摇几下，我就能掉枪支弹药估计。
所以我彻底无语了，老陆最近也没有看到人，联系的同志也摇头说不知道。
我离开上海六个月后，我打算回一次上海，毕竟日本海军要在年底开始实施珍珠港的偷袭。
在上海我得把美国花旗银行多存点钱，那时候存款利息会涨上去。
我在武汉的戴笠背刺不久，就安排了刺杀日本少将志摩源吉和山田喜藏陆军大佐。自然哪两个都死了，我负责了他们的葬礼。
并且接受了日本军方面的强制性彻查凶手的指令。
我乘机敲诈了日本军方一批军火和军饷。
说是人员不满编，很多防务出现疏漏所致。
虽然军部措词严厉，但是对我没有处罚的意思，都把祸端转向土八路和军统的特务。所以我知道这不过是表面的训斥而已。
接下来，重庆给了我三十万个人奖金，我全部一口吞了，没有给军统的特务一毛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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