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接到报告的时候，这位刚刚得到升迁喜讯的京兆府尹，正在内室搂着新纳的第七房小妾，正在兴匆匆的喝酒庆祝。结果一听到这个消息，这位喝到了兴致之处，正要提枪上马的府尹大人，当时就被吓的差点与那位小侯爷成了难兄难弟。
怕自己升官发财梦还没有实现，便按上一个治境不利的罪名，被赶回家吃老米饭的这位府尹大人，可谓相当的卖力。整个洛阳城几乎是被掀了一个底朝天，黑白两道的人都被动员出来抓人，就差四门紧闭、铁骑齐出了。
如果不是怕这件事情闹到皇帝那里，自己会更加的倒霉。而又非旨不得调动驻军，恐怕他早就向掌管京城驻军的殿前司求助，借助京城驻军的力量缉拿凶手了。但即便是这样，整个京城此时也已经被折腾的鸡飞狗跳了。
当年黄琼那位皇帝老子，在皇位坐稳了之后。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擅权、拥兵自重的人，对全军军队管辖权做了一个大的调整。重新调整了枢密院、兵部的分工，枢密院掌全国军务、边备、戎马之政令。原有的承旨调兵权以及武官的调动权，被从枢密院给了兵部。
掌全国武官选拔、兵籍、军械、军令，以及地方军政的兵部尚书，一律改为两榜进士出身的文官担任。也就是说将作战指挥权，与平时的管理权彻底分开。枢密院虽说执掌全国的兵权，但是却没有人事权。
人事权，包括银钱调拨、军官和士兵选拔，军械制造等等，全部都由兵部管辖。虽说枢密院还管着北部和西部的边军各部，但能够直接指挥的兵力也就这么多。而且边军的人事调遣、兵力调动，也需要兵部共同署理。
也就是说没有兵部的印签，枢密院单独签发的任何命令都不作数。这么一弄，原来除了地方卫军之外，统领大齐所有军马的枢密院，剩下的权限已经相当有限。军权一分为二，使得皇帝直接将军权控制在自己手中，
最关键的是没有了财权，想要专权的人也控制不了军队。这有点像是后世的国防部和总参谋部区别类似，国防部执掌全国军政，但指挥权却在总参谋部。只不过在这个时代，二者之间的级别调过来了而已。
作为总参谋长的知枢密院使，在品级上要高于身为国防部长的兵部尚书。不仅如此，黄琼老爹还规定枢密使，虽说兼任参知政事，也就是相当于副相。但与兵部尚书，不得由一人担任。武官最大也只能坐到副使，正职必须要由文官担任，而且必须是两榜进士出身。
同时设立殿前司，将最精锐的部队京城内外驻军，直接由皇帝掌握。这样一来，不管是文官还是武将，想要完全掌握军权都几乎不可能。至于原来的执掌全国军务，兵部尚书尚在其管辖之下的太尉，由实职变成了一个虚衔，再也无任何实权。
在做了这么多之后，这位皇帝尚嫌不足。又再三下圣旨严令地方官员，除了剿匪或是平叛等特殊情况，可以在地方安抚使、布政使、节度使三使联署之下，不请旨调动一千五百人为上限的地方卫军之外。
包括中书省各位相爷以及枢密院在内，不得未经请旨调动五百人以上的兵力。至于京城驻军调动一百兵力以上，武官从六品以上都必须要请旨。无旨调动，一律视为谋反。而负责京城治安以及巡防的三千金吾卫军，也从兵部划到都察院和大理寺管。
而除了对军事统帅机关来了一个大调整之外，还将原属枢密院管辖的京城四大营，驻扎在西京长安的西都留守所辖五万大军，以及禁军所属八军单独划出来。其统帅不在向枢密院和兵部负责，直接向皇帝的直属军事顾问班子，新设置的殿前司负责。
即便是这个由勋贵主管的殿前司，对几大营也只有日常管理权。其余的人事、财政权利，全部都在兵部。战时需要四大营出兵，殿前司的命令也需要兵部尚书、枢密使共同签署。四大营的都指挥使，也要接受兵部所派文官同知监督。
各大营中的文官同知不是一名而是三名，为加兵部侍郎衔都督指挥同知，督促粮饷同知、武选同知。除了都督指挥同知更多是担任监军，调兵时需附名调令才生效之外。其余两人分别掌管各大营的粮饷运拨发放，缺额武官的推荐和选拔。
殿前司各级官员，一律由皇帝亲自从在朝武官开国勋贵后人中指派。不仅兵部和枢密院，包括中书省和尚书省都无权过问，就连皇太子与诸王都非奉旨都不得过问。皇帝搞出这么几手，可谓是将军权牢牢的掌握在手中。
这个府尹要想动用驻军协助缉拿凶手，就必须要向皇帝请旨，也就是说这件案子就必须要上报。可这样一来，就很容易让皇帝对京城的治安产生怀疑。要是这样被皇帝记住了，恐怕自己以后升迁就没有啥希望了，甚至不提前回家养老就不错了。
那位武昌候府上报与否，这不是他该操心的问题。但自己无论如何，不能主动把这个锅背到身上。这个家伙琢磨了好大一会，最终还是没有下决心向殿前司求助。甚至师爷要向金吾卫求助的要求，都被他给拒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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