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6月6日，随着午夜的钟声敲响，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两栖登陆行动，开始了。
在英格兰南部的各个机场，人类历史上最庞大的空中机群——超过1200架C-47运输机和数量众多的滑翔机——轰鸣着，颤抖着，挣脱了地心引力，升入漆黑的夜空。它们的肚子里，承载着三个空降师，超过两万名伞兵和滑翔机步兵的命运。他们是刺向“欧洲堡垒”心脏的第一批、最锋利的尖刀。
行动的第一步，由一群被称为“探路者”的精锐伞兵执行。
凌晨0点15分，美国第101空降师的探路者们，率先从颠簸的机舱中跃出，如黑夜中的鹰隼，降落在犹他海滩后方的预定区域。他们的任务，是在一片漆黑的、充满敌意的土地上，为后续主力部队，设立并点亮导航设备，标示出准确的着陆区。
仅仅一分钟后，在整个诺曼底战场的另一端——东翼，代号为“汤加行动”的突袭，拉开了序幕。
0点16分，三架巨大的“霍莎”滑翔机，在夜风中，像三只沉默的、巨大的猫头鹰，悄无声息地滑翔着。它们没有引擎的轰鸣，只有空气切割帆布机翼时发出的“嘶嘶”声。机舱里，坐着英国第6空降师第2牛津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D连的士兵。他们的目标，是两个地图上看起来毫不起眼，但战略上却至关重要的目标：位于贝努维尔的卡昂运河大桥，以及它旁边不远处的奥恩河大桥。
这次突袭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约翰·霍华德的少校。他出身平民，以其近乎严苛的训练和钢铁般的果敢而着称。
得益于飞行员们那神乎其技的夜间驾驶技术，以及战前基于精确模型和航空照片进行的、无数次枯燥的演练，这次滑翔机突袭，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教科书般的成功。
领头的一架滑翔机，以一种几乎违背物理学定律的精准度，在剧烈的撞击中，停在了距离贝努维尔大桥仅40米的地方。霍华德少校后来在他的信中写道，他的部下“表现得非常出色”，从滑翔机撞地、机头碎裂的那一刻起，“一切都完全按照计划进行，每一个细节，都与我们在英国演练时，一模一样。”
士兵们从破碎的机舱中蜂拥而出，在短短15分钟的激烈交火后，这两座至关重要的大桥，便被英军完整地夺取。这次行动，为防止德军的装甲部队从东面增援，保护整个盟军登陆场的东翼安全，立下了首功。这座位于贝努维尔的桥梁，从此以第6空降师那带有飞马图案的臂章命名，成为了战争史上一个传奇的名字——“飞马桥”。
然而，胜利的代价，是沉重的。在率队冲过大桥时，一位名叫丹·布拉泽里奇的中尉，被德军的机枪子弹击中，倒在了桥面上。他成为了诺曼底登陆战役中，第一位在敌方炮火下阵亡的盟军军官。霍华德少校后来在信中痛心地表示，他因为这次行动而获得的杰出服务勋章，本应属于牺牲的布拉泽里奇。
就在霍华德的部队，在东翼取得辉煌战果的同时，在整个战场的西翼，他们的美国同行，却陷入了一场截然不同的境地——一场彻底的、灾难性的混乱。
当搭载着美国第82和第101空降师的运输机群，飞越科唐坦半岛时，他们一头扎进了一片事先未预料到的、浓密厚重的云层里，同时，还遭到了地面德军猛烈的防空炮火的攻击。
整个机群的队形，瞬间被打散。飞行员们在黑暗、炮火和混乱中，彻底迷失了方向。这导致伞兵的空投，变成了一场天女散花式的灾难。
凌晨1点51分，搭载着第82空降师主力的大批C-47运输机，抵达了诺曼底上空。但他们的空投点，已经严重偏离了预定区域。第507和508伞兵团的士兵们，被零星地、不成建制地，撒在了梅尔德雷河沿岸一片广阔的区域里。而德国人，早已蓄意地将这片区域的田野，通过开闸放水，变成了一片片泛滥的、致命的沼泽。
许多负重累累的美国伞兵，直接降落在了齐腰深、甚至没顶的冰冷河水和烂泥中。他们身上背着几十公斤的装备，像一块块石头一样迅速下沉，在有机会打响一枪之前，便不幸地溺亡了。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这种看似彻头彻尾的战术失败，却在战略层面上，产生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积极的效果。
德军在诺曼底的指挥部，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不断地收到来自科唐坦半岛各个角落的、关于发现盟军伞兵的报告。这些零散的、此起彼伏的、无处不在的攻击报告，让德国的将军们，完全摸不着头脑。他们根本无法判断，盟军的主攻方向到底在哪里，他们的真实意图又是什么。
这种战略上的巨大迷惑，极大地延缓了德军的反应速度，使其无法在登陆部队立足未稳之时，组织起有效的、集中的反击。美国空降兵们在战术执行上的“失败”，反而促成了其在战略迷惑上的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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