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学家们的研究很严谨，对史料的考证达到了吹毛求疵的地步，这也使研究的结论十分可信，单以关中为例，先秦时代还有大片原始森林，在秦统一六国后，关中涌入大量人口，垦地面积增加，加上始皇帝修建宫殿陵寝，大量砍伐树木，造成黄土地泥土开始流入河中；至西汉时期，天下大治，又有大量林区变成农耕区；再至大唐，国力强大为历朝之盛，都城规模也是前无古人，耗用木材无数，仅就长安而言，除了在邻近州县的山中采伐外，还远到岐山、陇山采办，秦岭和终南山的风水都破坏不少，道门和佛门对此意见很大，所以才有易道交流会上联合发难“垦田伐林有妨水土”之事。
而翰林苑的天策书院的易学家们研究证实了这个结论，对大唐的国策影响颇为深远，最直接的影响是，高宗先后颁下《河域植树诏》《山林限伐诏》，下令木材商人采伐树木必须取得当地河道衙门开出的伐木许可令，并对大宗伐木开征伐木税，偷伐林木者重处，甚至死刑。而这个限伐诏令，又带来了一系列影响：比如造成了砖石建筑材料需求的增加，促进了民间制砖业和采石业的大发展；又比如，造成了以竹子为原料的竹纸的出现和大量使用；又比如，促成了取代木柴——这是林木消耗的最大宗——的新燃物的出现，即现在冶炼上大量使用的石炭（煤）；而石炭在冶炼上不及木炭的缺陷，又促进了石炭的“提纯”（焦炭），使炼出的铁和钢的纯度、韧性都得到了提高，从而促进了铁器和武备的革新，而铁器的革新又促进了农耕的发展，转过来又造成了人口的进一步快速增长，垦田进一步增加……总之，一项诏令，引起了方方面面的变化。
而这些逐渐发生的变化引起了朝廷的关注，是因为翰林苑的墨家学者们对史料的研究对比写出的学论文章发表在《翰林集苑》上引起了皇帝和宰相们的注意——相比儒家研史是“鉴古今，知得失”，为帝王治世之用，墨家研史却是关注“百姓日用”的变化，以此评论国家治政的得失，敦促朝廷改革或制定利民国策。虽说大唐统一南北后起用墨家是为了获取墨家剑阁的支持，但墨家学者、官员“务实，谋民利”的处事目的对大唐的统治有利，皇帝越来越重视墨家也是缘于此，甚而出了简宗这么一位“造船皇帝”，当然，简宗崇尚的是墨家的技术而不是思想，但昭宗朝时造船业和海贸的跨越式发展正是得益于简宗“痴于墨造之术”，而商贸的大繁荣促进国家的富庶，又造成了人口的快速增长，垦田增加，于是山林被毁，水土流失……萧琰一瞬间已经想到了这么远，脑子不由打结：这真是一个难以解开的死循环。
治国真难啊！
她心里感叹，同情的看了李毓祯一眼。
李毓祯侧目向她一挑眉，那意思是：知道我难，还不来帮我？
萧琰立即垂眉耷眼，这个真帮不了，要能帮咱就是宰相之才了。提起汤瓶添了两盏茶，一盏端给申王，一盏端给李毓祯，换下他们喝了一半的茶碗，心道：端茶送水这活咱还是能干的。
申王端起茶碗啜了一口，放下道：“这事朝廷已经论证了许多年，翰林苑学士们也没研究出有效的政策，限伐要限，植树要植，但垦田也还得垦。何况，还有‘地土兼并’这个痼疾。农户没有田，客户、流民就要增多，相比从世家和地方豪户手中抠出隐田，毁林垦新田，或围湖造田就相对容易些，地方官岂会舍易求难？垦田、围田本来是利民的好事，但过度了就造成旱涝，天灾泰半出于人.祸，这的确是道理。易经的盛衰转换，儒家的中庸，都是说的‘度’的道理，人口增长过度，的确不是好事。”转而又笑道，“但让人不生，这也是难事。姑且不说‘多子多福’的观念变易，单是如何让人不生，这就是难事了，贫家可没那钱买避子汤。”
说着又笑，“扯远了。这些文事，咱们这些老骨头不懂。该你们年轻人费心。”
李毓祯心里翻个白眼，她还不知道这些叔伯、祖们？——能事事不劳烦他们那是最好了，只坐在庙里当个镇庙菩萨。
申王话入正题，说起剿灭吐蕃余众的事。
当初唐军还没攻到逻些时，吐蕃二王子俄松见势不妙，便先带着他的私军和效忠他的部族，约摸四万多人离了逻些，往藏布江南的雅隆河谷去，那是他们祖先雅隆部的发源地。那河谷就在藏布江南面的峡谷森林内，当然是在边缘，经过许多代开垦，已经是肥沃的田地，有十万农户和农奴在这里事耕，如果由得俄松的人马在这里繁衍生息，不出三十年，就是安藏都护府的大患。逻些城一破，俄松得到探子回报，吓得立即带领人马躲进了峡谷深处的山洞里。若没有易道师卜测方位，就算有宗师搜索，这么大地方，至少得劳神数月，若是小股逃窜的，往哪个深沟地缝里一钻，就算宗师也难探查到——神识也不会在一个地方长期扫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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