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院，既然是戴言用来平衡贵族势力的机构，那么它的成员，就必然来自于平民。
右院的议员，戴言意图通过竞选的方式筛选出来。当然，在确定选民的资格上面，戴言自然也需要来控制。
戴言对于皿煮政治，没有任何兴趣。在他看来，皿煮必然代表着平庸。就算他在这个连耶稣都没有诞生的年代，搞皿煮搞得再好，也没有人来奖赏他。他想要的，一直都是实际的东西。
那些实际的东西是什么？是希望能够整个宋国的精英阶层参与到政治中来，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进行博弈，让他们不要游离于宋国的政局之外。
在戴言看来，如今的宋国国内，除了实力雄厚，而又地位高贵的贵族外，至少还有其他几大政治势力，是游离于政局之外的。
首先，就是名义上属于贵族阶层，然而却又失去了土地，逐步退化为平民的士阶层。这一阶层，虽然看起来是属于平民，但它却是整个国家最有活力的阶层。他们单独一个人没有实力，然而结合到一起，就是一股极为庞大的势力！在如今的天下，没有任何人能够忽视这一阶层的！
戴言知道，他在齐国的大敌，薛公田婴之子田文，在后来之所以能够成为权倾天下的孟尝君，就是靠拉拢了大批士人才达到这一目的的。在戴言看来，士族是一个在整个天下流动的阶层，如果他不能够留住宋国之士，这些宋国的士人就必然会出走他国！卫国和魏国在这方面就是最好的例子了，商鞅、张仪这些人才，不就是因为没有受到母国的重用，才跑到秦国去，为秦国重用的吗？
然而在拉拢士族方面，以战国四公子那种养士的方法，戴言始终不太认可。在他看来，战国四公子的做法，和一个黑社会老大养小弟的做法并没有太大的区别。用这样的方式，来拉拢士族，档次实在是太低了。
他要通过自己的方式，来拉拢这个阶层！
因此，戴言给选民的第一个硬性要求，就需要他们必须是有姓氏的人。在此时的天下，有姓，并不奇怪。但是拥有氏，就是比较少的了。贵者有氏，有氏的人，要么本身是贵族，要么此人祖上曾经拥有封地，也就是属于贵族的后代，天然就将士阶层包括在内了。
在士阶层之位，戴言还希望拉拢的一个阶层，就是商人阶层。哪怕没有戴言穿越到战国时代，商人阶层在战国后期，也开始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吕不韦这样有着政治眼光的商人，为何一看到在赵国为质的子楚，就认定他奇货可居，并投入大笔资金帮助他成为秦王？还不是希望能从这种政治投机中收获丰厚的利益吗！
而对于陶丘来说，拉拢商人则更加重要！毕竟陶丘已经转向了资本主义，商人必然是未来的主干力量，它若是不参政，那么一个如此强大的势力游离于统治阶层之外，必然会产生矛盾。所以，在这个时候，就把他们纳入到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就是着眼于未来的布局了。
因此，对于选民的第二个要求，戴言在和众多的学者商议过后，又给出了一个硬性的指标：每年交税税额达到120钱以上的人。120钱，算下来就是6金，拿陶丘这座宋国最为富裕的城市来说，它的税率平均算下来，大致在15%左右，缴税额在6金以上的人，年收入必然超过了40金！
以陶丘如此富裕的城市来说，也不过只有区区10%的人拥有选举权！这些人，大部分在陶丘大部分都是做一些小生意的商人，以及部分拥有高超技艺的工匠。
而在宋国其他的城邑，能够达到这一标准的人就更少了，几乎连3%都不到！而且这些人中，除了少部分当地的商人，其他的，就只剩下部分拥有土地的地主了。
然而在戴言看来，这样的规定是必须做的。选举政治，是需要花费大量金钱的。哪怕是后世玩这一套制度最为熟练的英国，也不是一开始就进行全民选举，而是逐步放开的！
拥有选举权的人，由此有了一个新的称呼：公民。在戴言看来，这些为国家缴纳着重税的人，自然应该成为国家的主人，并拥有着特殊的政治权利，这就是公民权。在刚开始的阶段，戴言只是赋予公民之政治和经济上的权利，而仅仅只是这两项权力，已经足以让整个宋国拥有公民权的人心动了。
公民在政治上的权利，包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并且包括言论在内的政治自由。而在经济上的权利，则拥有合法财产受保护，在宋国境内的经商不受限制的权利！
在此时的天下，虽然有着礼法，乃至有着严格的法律，某些强大的国家如秦、魏等国，也号称着“依法治国”。然而在戴言看来，秦、魏等法制国家，与其说是“依法治国”，不如说是“以权治国”。
这些国家的法律，无一不是为了维护君王的权威而存在的。秦魏的法律，全部都是君王要求臣民必须做到的，而从来没有一条是规定臣民所拥有权利的！因此，这样的法律，只是为了彰显君主的权力，并让整个国家拥有顺从的臣民而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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