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大会一致通过了由吴委员和林楼共同起草的新宪章，并按照国际建筑师大会的惯例将其命名为《芝加哥宪章》，《芝加哥宪章》总结了百年来建筑发展的历程，并在剖析和整合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成就与问题以及各种新思路和新观点的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建筑学的前进方向。
这一宪章被建筑界公认为是指导二十一世纪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标志着吴委员和林楼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被全球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此时《广义建筑学》各种语言版本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行动迅速的出版商也把成书带到了现场，大部分参加会议的建筑师都买了两本，一本自然是中文原版的，而另外一本则根据他们所在的国家选了英文版、法文版或者日文版的。
不少人甚至还拿着书过来找吴委员和林楼签名留念，并感谢他们为未来建筑和城市规划的发展指明了道路。
等他们载誉回国之后，同样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媒体的争相报道，在普通人眼里，可能觉得这次只是发言而已，又没有领取什么奖项，似乎并不太重要；但是在业内人士看来，这次演讲要比林楼获得普利兹克奖更有意义。
林楼获奖只是对他过去杰出工作的表彰，只是他个人的成就而已，而《芝加哥宪章》的通过则意味着西方世界对建筑理论的垄断已经被打破，中国的建筑师已经有了弯道超车的机会，这可是集体的胜利。
其后的报道和表彰自然是少不了的，但是林楼接连两次在国际上取得巨大的成绩，也让一些人陷入了烦恼之中，在中科院的会议室里，一群人皱眉看着手上的资料，许久才有人发问，“那么，咱们到底要不要把林楼加到候选名单里面去啊？”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科学院也随之成立，并建立起学部和学部委员制，选出了各个学科的学部委员，其后1956年增加了一次；动乱结束之后，又在1979年开始了增补，1981年完成增补工作，共新增283名，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吴委员就是在这时候进入中科院担任学部委员的。
此后由于在学部委员改为院士这个问题上的存在分歧，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也停止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之前那些学部委员的年龄越来越大，老龄化问题愈加严重；到1990年的时候，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
于是钱三强向政务院写信提出增选学部委员的请求并获得通过，决定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同时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并将学部委员改为院士。
如今正处于新院士候选名单的推荐、初选和审核阶段，经过300余位学部委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递交上来上千人的名单，由他们进行审核，选出有效候选人，然后从这些候选人里选出最终的新增院士名单。
其它的候选人之中虽然也有一些争议，但都没有这个名字给大家带来的争议大，他们就这个人选的问题已经讨论很久了，但依旧没有得出一致的结论。
“我还是那个意见，既然咱们的评选标准里面已经明确要求，只要是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即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那么就应该按照规定来！”
“林楼虽然年纪小了些，但早就已经是世界顶尖的建筑师、规划师了，不仅有多项重大作品，而且写了许多学术专着、高质量的论文，为我国建筑、规划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前不久更是获得了建筑领域的最高奖项——普利兹克奖，又在国际建筑师大会上发表了纲领性的演讲，引导了未来建筑规划领域的发展方向，这样的人要是都不能入围，那算怎么一回事儿？”一位力挺林楼的学者慷慨陈词。
“对，就是，这就好比有位学者拿到了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医学奖，这种级别的科学家都不是院士的话，我们这些人当着还有什么意思？”有人表示了支持。
“话也不是这么说的，就算拿到了诺奖也不一定完全符合我们的要求吧？而且普利兹克奖和诺贝尔奖还是有区别的。”也有人表示了反对，他这话听着似乎很让人惊讶，但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诺奖表彰的是某项突破，而不是为获奖者的综合能力进行背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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